屯堡社会调查报告

概要：通道畅通和防范水西霭翠，于洪武十五年增设贵州都司、云南都司，并在交通要道和战略要地设置普定等卫所。卫所军“暂留江西、浙江、湖广、河南四都司兵守之”，待平定云南后再征发当地旧元军户顶补。但十五年三月，傅友德奏报云南“屡经兵燹，图籍不存，兵数无从稽考”[11]，无兵可用，南征四都司兵只好长期留戍。贵州地区原属少数民族聚居地，汉人很少，设卫置军更是只能从南征军中选调。安顺地区属普定卫管辖，九溪村开创十姓以及其他一些南征留戍的军士来自江南一带应该是可信的。但要说其中大多数以及后来“填南”来的大多数也是以江南人为主则未必可信。 这里首先应该弄清“填南”的性质。一般认为“填南”即明初大量签发内地人口到贵州地区屯种，即民屯。有些学者甚至明确说“（屯堡村落）凡由军屯军堡演变发展而来者，均带有‘官’字；凡由农屯农堡和商屯商堡演变发展而来者，皆不带‘官’字”[12]。笔者认为这种说法是值得怀疑的。明初为恢复经济，确实曾组织过几次大规模的政府姓移民，填充人烟稀少的战乱重灾区，屯田生活。但主要是在江淮、河北一带。民屯需要几个基本条件，一是有大量的无主荒地可供耕种；二是有一个已经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三要有大量的无业或“闲散”人口供政府调配。贵州地区原属少数民族聚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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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籍中另有一些明显错误，如凌姓，河间府在北直隶，不在江西。牟姓，错把山西平阳府与山东莱州府混为一谈，等等。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什么呢？ 
　　 
　　笔者认为一是村志主要反映的是诸姓后裔的记忆，未经过严格考证。安顺地区在明朝几经丧乱，旧家谱损失严重。后修家谱，笔者调查所见最早的修于乾隆50年左右，据明初已逾四百多年，后裔对祖先的了解难免有误。加之当地总体文化水平不高，出现一些明显的常识性错误在所难免。 
　　 
　　第二，贵州在开发之前属化外“蛮荒”之地，朱元璋为保障湖广至云南的通道畅通和防范水西霭翠，于洪武十五年增设贵州都司、云南都司，并在交通要道和战略要地设置普定等卫所。卫所军“暂留江西、浙江、湖广、河南四都司兵守之”，待平定云南后再征发当地旧元军户顶补。但十五年三月，傅友德奏报云南“屡经兵燹，图籍不存，兵数无从稽考”[11]，无兵可用，南征四都司兵只好长期留戍。贵州地区原属少数民族聚居地，汉人很少，设卫置军更是只能从南征军中选调。安顺地区属普定卫管辖，九溪村开创十姓以及其他一些南征留戍的军士来自江南一带应该是可信的。但要说其中大多数以及后来“填南”来的大多数也是以江南人为主则未必可信。 
　　 
　　这里首先应该弄清“填南”的性质。一般认为“填南”即明初大量签发内地人口到贵州地区屯种，即民屯。有些学者甚至明确说“（屯堡村落）凡由军屯军堡演变发展而来者，均带有‘官’字；凡由农屯农堡和商屯商堡演变发展而来者，皆不带‘官’字”[12]。笔者认为这种说法是值得怀疑的。明初为恢复经济，确实曾组织过几次大规模的政府姓移民，填充人烟稀少的战乱重灾区，屯田生活。但主要是在江淮、河北一带。民屯需要几个基本条件，一是有大量的无主荒地可供耕种；二是有一个已经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三要有大量的无业或“闲散”人口供政府调配。贵州地区原属少数民族聚居区，土地各有其主。明初设卫屯田完全靠的是暴力抢占少数民族土地。由此引发了多次当地民族的武装反抗。在傅友德洪武二十一年南征东川之前，卫军与当地民族基本处于对峙状态，军地关系十分紧张，显然前两个条件并不具备。 
　　 
　　“填南”诸姓都自称洪武二十二年入黔，笔者认为这似与洪武二十三年在贵州众建卫所有关。傅友德第一次平南之后，贵州境内只设有普定卫、平越卫等少量卫所。以少量卫军控制广大的少数民族，难度可想而知。洪武二十三年，明朝政府在平定东川之后，顺势在云贵地区大量增设卫所。前面所提到的平坝四卫以及龙里卫、新添卫、都匀卫等卫所都是在这一年设置的。建卫之前首先要征兵。此时明朝政局已经比较稳定，征兵主要通过“垛集”的方式进行。贵州卫所的军士主要从广西、湖广、四川等临近省份垛集。垛集一般是同一来源地区的军士分配到同一或临近卫所，这就使新建卫所的军士来源相对较为单一。如广西全州的垛集军基本派往贵州兴隆卫[13]，威清卫“卫戍军士皆湖广人”[14]，平坝卫军士由湖广长沙等地“三丁抽一”来“充实该地”[15]，等等。由此可以看出，安顺地区的明朝屯军不可能以江淮流域为主要来源地。如果说九溪等村寨原属普定卫管辖，卫军以留戍部队为主，江淮人口较多还有可能的话，原属平坝卫管辖的天龙镇等地的屯堡人也自称来自江淮一带则可信度很低。当地的一些学者曾经发现被称为“语言孤岛”的屯堡人的语言并不完全一致，甚至有较大差异，明初本地卫所军士大部分由周边不同省份垛集而来应该是重要原因。 
　　 
　　目前持“填南”为民屯论者提出的原始证据，笔者只见到一条，即《黔诗纪略》中许一德所讲“黔自国初置行省，与诸藩迥异。我皇祖见獠夷盘踞，叛服靡常，诏以江南诸郡良家子量徙实功，又令各省商民随牒附籍职此，成一都会”[16]。笔者认为许一德的话难以作为直接的证据。首先，贵州设布政司在永乐年间，与朱元璋无关。其次在现存朱元璋的诏令中未见类似“以江南诸郡良家子量徙实功”的命令，许一德的话是否可信值得怀疑。 
　　 
　　明初“法意主严，事率引例，故遣戍独多，每一州县无不以千数计”[17]。谪充军是明朝军队的重要组成部分，以至有“本朝军伍，皆谪发罪人充之”[18]的偏激说法。从《诸司职掌·刑部·合编充军》所载22款充军事例来看，除贩私盐、诡寄田粮等直接冲击明朝经济管理体制，“积年害民官吏”等确系危害百姓外，“无籍户”、“游食”、“不务生理”等款实际上针对的是失去了生产资料，无力承当种地、纳粮等国家法定差役的无业人口。结合明初谪充军基本都发边方屯种来看，这几款的制定在以罪囚补充兵士不足的立意之外，另有以暴力手段调整人、地关系，强制流民回归土地，徙居宽乡，从事农业生产的目的。贵州地属边远，“凡天下诸省官民之罹咎者，编发以充戎伍，连络如线”[19]，谪充军占有相当的比例。谪充军名义上属于发配的重犯，名誉上有极大的损害，因而不能排除谪充军的后裔为祖先讳而改称“填南”的可能。笔者在七眼桥镇《严氏家谱》中见到了一个证据。家谱中的“赞祖诗”中写道： 
　　 
　　大名洪武充军黔，留籍至于数百年。 
　　 
　　枝叶不忘根底茂，涓流常记古渊泉。 
　　 
　　显然，严氏是充军而来。但其后人在谱中却讳称为“明初开辟黔省，奉命填南而来”[20]。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所谓“调北填南”实际上是洪武二十二年前后大量佥发贵州周边省份的民户以及谪发内地违法民户为军，以新军填充新建卫所，屯田戍边。由于此时经过二次南征，明军在贵州的优势地位已经确立，新发军士以屯田为主要工作，在某种意义上带有调发内地人口，间接移民，填充边境地区屯种生活的意味。 
　　 
　　从元代kai始，大量江西人向地广人稀的湖广地区迁徙，形成一次历时近百年的人口自发迁移高潮。贵州部分地区在明初属湖广管辖，不排除有部分江西人进入贵州的可能。清初，再度发生“湖广填四川”的人口自发迁徙。安顺屯堡地区的旧族谱在明末战乱中损失殆尽，后修族谱很多始于清代中后期，此时“湖广填四川”的印象在其头脑中仍有相当痕迹，受其影响，将明初佥发内地人口到贵州为军的政府行为理解为“填南”是顺理成章的事。“填南”作为一个中性词，也不失为充军后裔为祖先讳的可选办法。至于许一德的说法究竟是有意为明初内地充军人犯隐讳还是不了解明初实情，尚待详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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