屯堡社会调查报告

概要：会已经把当年的“抬汪公”活动录了像，制成VCD。沈福馨先生曾经于1990、1992年到吉昌屯考察，撰有《贵州省安顺市大西桥镇吉昌屯村正月十八的“抬汪公”仪式》[⑤]一文，通过观看VCD，我们发现，20xx年的“抬汪公”活动和沈先生十年前所见的“抬汪公”相比，已经有了相当大的变化。首先，十年前的抬汪公由村中百姓选出的11位大公无私、办事能力强的人员组成“十八盛会筹备组”，专门负责活动的策划和组织，村委会和村党支部的成员并不介入。十年后的抬汪公则由村支书亲自主持，市文化局等单位的领导莅临讲话，中央民族大学的外籍学者列席，形如一场文化活动的开幕式，而且被冠名为“迎春文化节”。原本在活动组织中发挥重要作用的老年协会现在已经不见踪影。其次，20xx年的抬汪公在诸多领导的致词中只字未题，录像中都是文艺表演、记者采访以及商贩买卖的内容，有关抬汪公的具体情形被全部删掉，村委干部的解释是担心被人误解成宣传封建迷信。和十年前隆重、严肃的迎神活动相比，20xx年的迎汪公被热闹的文艺表演、繁荣的节日经济所包围。联系汪公庙前悬挂的宣传“三个代表”的标语可知，目前的抬汪公活动，宗教色彩已经被有意的淡化。抬汪公正朝着文体商贸活动的媒介方向发展，其地位在日渐弱化。至于20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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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昌屯的汪公庙地处村中心，原为大佛殿。目前汪公庙的临界厢房为村委会办公场所的一部分，上方为一小型戏台，中央张贴有宣传贯彻“三个代表”的标语。戏台后面为汪公殿，高踞数级台阶之上，神像端坐于正殿神台之上。前有四根立柱，悬挂汪公神联。从汪公殿侧面的通道可达后殿，即大佛殿，供奉三世佛和观音、目连菩萨。不同属性的神佛共处一庙，反映出当地村民宗教信仰的多元性和泛神观念。 
　　 
　　改革以后恢复的“抬汪公”活动在每年的正月十八进行。我们调查时已经是农历四月，自然见不到抬汪公的实况。不过村委会已经把当年的“抬汪公”活动录了像，制成VCD。沈福馨先生曾经于1990、1992年到吉昌屯考察，撰有《贵州省安顺市大西桥镇吉昌屯村正月十八的“抬汪公”仪式》[⑤]一文，通过观看VCD，我们发现，20xx年的“抬汪公”活动和沈先生十年前所见的“抬汪公”相比，已经有了相当大的变化。首先，十年前的抬汪公由村中百姓选出的11位大公无私、办事能力强的人员组成“十八盛会筹备组”，专门负责活动的策划和组织，村委会和村党支部的成员并不介入。十年后的抬汪公则由村支书亲自主持，市文化局等单位的领导莅临讲话，中央民族大学的外籍学者列席，形如一场文化活动的开幕式，而且被冠名为“迎春文化节”。原本在活动组织中发挥重要作用的老年协会现在已经不见踪影。其次，20xx年的抬汪公在诸多领导的致词中只字未题，录像中都是文艺表演、记者采访以及商贩买卖的内容，有关抬汪公的具体情形被全部删掉，村委干部的解释是担心被人误解成宣传封建迷信。和十年前隆重、严肃的迎神活动相比，20xx年的迎汪公被热闹的文艺表演、繁荣的节日经济所包围。联系汪公庙前悬挂的宣传“三个代表”的标语可知，目前的抬汪公活动，宗教色彩已经被有意的淡化。抬汪公正朝着文体商贸活动的媒介方向发展，其地位在日渐弱化。至于20xx年抬汪公的具体情节，由于没有见到有关的录像资料，无法和十年前对比，非常遗憾。 
　　 
　　汪公祭祀原本盛行于徽州及周边地区，入黔军士中的徽州籍军士把汪公信仰带到贵州也可以理解，但安顺地区的军士来源非常广泛，何以他们也接受汪公信仰，接受抬汪公呢？笔者认为，这与抬汪公活动中日渐增加迎春、文艺、商贸等活动有关。入黔移民基本上是汉人，文化相通，习俗相近，而且都是背井离乡，心理上有共通之处。因而当一地开展抬汪公活动时，临近汉民很容易接受并参与其中，使之成为大家共同的节日。活动时的文艺表演、商贩云集对所有人都是需要的，时受欢迎的。至于是否真心信仰汪公倒是其次。从宗教学角度来讲，一种宗教要想获得广泛的认可，必须走世俗化的道路，将其宗教活动融入普通人的生活当中。抬汪公活动得到广泛认可，正是因为围绕它展开的一系列活动与普通屯堡人的生活息息相关。相反，在其宗教色彩浓重，“教规”严格时不易为人所接受，九溪村发生的汪公和五显神的“两鹰之争”既是明证。 
　　 
　　离开吉昌屯，我们又先后到了天龙镇、雷屯、本寨等村寨，有关调查成果已经穿插于前文当中，此不详述。 
　　 
　　短短一周时间，我们先后走访了六个屯堡村寨，尽管是走马观花，远远谈不上深入，但还是得出了一些具体的看法，这其中一些已经穿插进前文当中，另外一些对具体问题的看法，简要汇报如下： 
　　 
　　（1）屯堡文化得以保留至今的原因 
　　 
　　屯堡人是一支典型的汉族亚人群，尽管其文化是否渊源于江淮一带尚需严格论证，但可以肯定他们保留了相当多的明、清时期内地汉族的文化习俗。历经六百多年的沧桑，入清以后客民的涌入以及周边少数民族的影响，他们何以能拒不融入主流汉文化，拒不与周边少数民族同化、融合呢？笔者认为主要有两大原因。 
　　 
　　一是屯堡人的祖先是以胜利者、征服者的姿态进入贵州的，对自己的经济、文化以及军事优势是毫不怀疑的，对少数民族是非常轻视的。尽管在明朝中后期他们对“苗粟”十分依赖，“苗粟一日不至则饥”，[⑥]但无上的优越感并没有消失。清军进入贵州后，屯堡人的地位一落千丈，成为来自主流文化地区的客民的歧视对象。客民拒绝与他们交流使屯堡人由原来不屑与外界交流转为被动的封闭。几百年的封闭环境使他们自觉不自觉的保留下了自己的旧传统。 
　　 
　　第二，安顺地区是明朝军队进入黔、滇作战的前哨阵地，是明军后勤补给线的关键一环，为维护明军在西南地区的战略优势，明朝政府在这里设置了大量卫所，大批军士在条件相对适宜的安顺地区戍守。根据《（嘉靖）贵州通志》卷四《兵防》的记载，明初普定卫有正规军士8864名，威清卫有5960名，平坝卫有5890名，安庄卫有9976名，安南卫有5779名，仅此五卫就有正军三万六千余名，连同各千户所军士和后来陆续迁入的军士家属以及“侨寓”人口，在此形成一个庞大的汉人集团。尽管后来有大批下层军士逃亡，但保留下来的绝不是少数。这些人占据了大量的肥沃田地，客民很难插入。在清代，由于“新垦之田土有限，滋生之丁口渐增，纵有弃产之家，不待外来客民存心觊觎，已为同类中之捷足者先登。此安顺府属虽系五方杂如，四达冲途，而客民之羼足无由，实基于此”。[⑦]现在屯堡人所指的客民，其实有相当一大批是从安顺城中迁入屯堡区的，如本寨，他们的祖先也是明初入黔的。如此大量的明初移民后裔，使他们可以形成合力，共同抵御外来文化的侵扰，维护自己的“纯洁”，这是那些呈点状分布，处于少数民族包围中的明军屯戍据点无法比拟的。 
　　 
　　不过尽管势力庞大，终归受人歧视，加之明清易代之际大批屯堡人的生活受到严重影响，在生活的压力下以及对主流文化的向往，使屯堡社会自觉不自觉的发生了一些缓慢的改变。如入黔汪氏第14世汪方卓因生活无着，被迫改变对少数民族的态度而入赘苗族彭氏，承袭彭氏烟火。若干代后还宗时，此一支已经基本融入苗族，所以立誓“还姓不还俗，还宗不还教”，这是汉苗融合的一个典型事例。前文中提到的王氏七世祖鲍太君的小脚，更是主动向客民文化习俗靠拢。类似的事例在前文中已经多有提及，此处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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