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新农村调查报告

概要：容忽视的程度。调查地区平均41%的村庄有环境污染问题，50%的村有污水和垃圾污染问题。存在环境污染问题的村庄的比例没有明显的地区特征和经济发展状况特征，东、中、西部各地区的农村都有比较严重的情况。例如浙江、贵州、湖南有环境污染问题的村庄的比例分别为61%、61%和56%。青海和内蒙古的这个比例要低些，为17%～18%(见表9)。 从污染源看，主要是污水和垃圾，其次是河道失去治理。一半的村所遭受的环境污染主要来源就是污水和垃圾。这个情况在东、中、西部各地区基本一致。 农村对各项公共服务需求的优先序 农村公共服务涉及内容较多，此次调查专门了解了对公共服务的需求，从调查情况看，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选择比例由高到低依次是文化建设(82.7%)、修路(79.5%)、医疗网点(67.7%)、垃圾收集(66.5%)、厕所改造(64.2%)、饮水(62.3%)、污水处理(58.2%)、建沼气(55.6%)和用电(38.6%)。各地区认可程度的排序情况有类似性。例如，除河北以外，其它16个地区均把文化建设认可为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或仅次于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对某些公共服务需求的认可程度则与地区有关。例如，浙江和上海的农村饮水都得到了很好的解决，饮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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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村环境污染形势严峻    

　　总体上农村环境卫生条件欠佳。比较而言，东部地区例如上海、江苏、浙江、山东等地农村的环境卫生设施情况要明显好干其它中西部地区的农村。例如，调查发现，东部地区半数以上村庄有垃圾集中收集点，上海达到100%，而中西部地区农村大多数没有实行垃圾集中收集，这个比例在26%或以下，差距很大，比例最小的是广西，只有2%。调查地区每村平均建公厕个数，东部也明显地高于中西部。这说明环境卫生设施的提供与经济发展程度有较大的关联性。  

农村环境污染问题已经达到一个不容忽视的程度。调查地区平均41%的村庄有环境污染问题，50%的村有污水和垃圾污染问题。存在环境污染问题的村庄的比例没有明显的地区特征和经济发展状况特征，东、中、西部各地区的农村都有比较严重的情况。例如浙江、贵州、湖南有环境污染问题的村庄的比例分别为61%、61%和56%。青海和内蒙古的这个比例要低些，为17%～18%(见表9)。  

　　从污染源看，主要是污水和垃圾，其次是河道失去治理。一半的村所遭受的环境污染主要来源就是污水和垃圾。这个情况在东、中、西部各地区基本一致。  

　　农村对各项公共服务需求的优先序  

　　农村公共服务涉及内容较多，此次调查专门了解了对公共服务的需求，从调查情况看，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选择比例由高到低依次是文化建设(82.7%)、修路(79.5%)、医疗网点(67.7%)、垃圾收集(66.5%)、厕所改造(64.2%)、饮水(62.3%)、污水处理(58.2%)、建沼气(55.6%)和用电(38.6%)。各地区认可程度的排序情况有类似性。例如，除河北以外，其它16个地区均把文化建设认可为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或仅次于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对某些公共服务需求的认可程度则与地区有关。例如，浙江和上海的农村饮水都得到了很好的解决，饮水不再是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而四川、甘肃和内蒙古等地则认为饮水是第一位或是第二位需要解决的问题。修路依然是新农村建设中应该关注的重点，东、中、西部都有85%以上的村庄认为修路是新农村建设应迫切解决的问题。有相当部分村干部和村民将垃圾收集、厕所改造、污水处理和建沼气选为新农村建设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医疗网点建设也是新农村建设中一个需要关注的问题，选择此项需求的村民比例为?0%左右。将用电选为需要迫切解决问题的比例较低，均在40%左右(见表10)。  

    社会保障堪忧  

　　贫困户最低救济标准每月只有2元钱，半数贫困户未获救济!  

　　调查样本共有103962户贫困户，“贫困发生率”(贫困户／总户数，下同)为7.55%。  

　　调查发现，地区之间贫困发生的原因各不相同。在调查的村中，中西部地区“因上学致贫”最多，乐郡相对较少，表明中曲郡敦育负担最重，乐郡教育负担能力相对较强；东部“因病致贫”最多，表明医疗负担均较重；“因残疾致贫”东部最高；中西部“因经营致贫”比东部分别高出3.3个和2.23个百分点，表明中西部农民应对市场风险能力欠佳(见表11)。   

　　调查村庄中接受救济的贫困户数为52993户，“贫困救济率”为50.92%，贫困救济标准从每月最低的2元钱(河南、湖南、甘肃共5个村)到最高的531元(上海市朱泾镇温河村)，平均为57.68元，其中救济标准在50元及以下的共1487个村，占70.84%，52—100元的共229个村，占10.91%，105～531元的共383个村，占18.25%。  

　　中部地区贫困救济率最低，村级扶贫工作最需要加强。在调查的村中，近一半的贫困发生在西部地区贫困救济率中部最低；救济标准东部最高，是西部的3.89倍，是中部的6.41倍，表明中部地区扶贫工作最差，但即使在东部，仍有高达32.79%的贫困人口未获救济(见表12)。  

　　看病难、看病贵   

　　农村医疗资源严重匮乏。在调查的村中，东部地区行政村卫生室覆盖率(建有卫生室的村数，，被调查村数，下同)最高，每村卫生室数三个地区差别不大，但卫生室平均面积差别很大，东部是中部的1.59倍，是西部的2.83倍，每村有资格的医生数东部最多，中部次之，西部最少，医生与人口之比中部最好，东部次之，西部最差，但均不理想(见表13)。  

　　农民对实行新型合作医疗积极性高的村占82.1%，积极性不高的占17.9%；有69.9%的村认为实行新型合作医疗能解决农民看不起病或因病致贫问题，仍有30.1%的村认为新型合作医疗不能解决该问题。  

　　调查村庄中有74.9%的村庄开展了新型合作医疗。东部地区92.6%的村庄开展了新型合作医疗，明显高于中部65.8%和西部58.3%的水平。从筹资情况看，人均为36.49元，其中个人平均缴费17.62元，占比为48.29%。在江苏、上海、浙江等经济发达地区，不但农民个人收入水平较高，而且政府经济实力较强，筹资额度大，保障水平高，对于缓解大病户医疗负担的作用更为明显。  

　　教育负担大大减轻，教学质量成为问题  

　　“两免一补”政策的逐步实施，大大减轻了义务教育阶段农村家庭的教育负担。在全部被调查村中，已经有45.4%的村实行了全部免杂费。有27.7%的村部分学生享受了免费教科书，16.1%的村所有学生享受了免课本费。有25.9%的村只有部分寄宿生享受生活补助，12.7%的村寄宿生都享受了生活补助。调查表明，义务教育阶段，学杂费这样的刚性支出占教育总支出的比重平均近50%，其他如课本、学习用品、住宿费、交通费等方面的支出也较多。近年来，学校布局调整较大，相当一部分村庄反映学生上学不方便，无形中增加了住宿和交通等方面的支出。  

　　教学质量已经成为农村居民教育方面担心的首要问题，有76.9%的村认为新农村建设在教育方面最应该尽快解决的问题是保证教学质量，有23.7%的村认为应该通过加强教师培训来解决这一问题。优势教师资源过度向大城市和发达地区集中，教师队伍质量存在巨大的地区差距和城乡差距。农村教师长期处于缺编状态，有的地区出现过一所学校一个教师的现象，虽然布局调整在一定范围内对教育资源的分散和结构性失调有所缓解，但农村仍然依赖着大量代课教师来满足教育教学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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